周恩來總理聽取報告之後做了指示。他說:「我們處理日本戰犯的原則是,一個人也不殺,一個人也不判無期徒刑,罪大惡極的人必須判刑的也要限制在極少數,這就是黨中央的決定。」周恩來總理聽了譚政文檢察長的彙報之後沉思片刻。他說:理解幹部和群眾們的心情,但是黨中央的決定是不能更改的。

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在押第一批335名日本戰犯宣布免予起訴決定書,並於當日釋放這批戰犯。這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人員把免予起訴決定書發給被免予起訴的日本戰犯。

1950年7月18日,一輛特殊的國際列車從蘇聯邊境駛向中國,列車上有969名日本戰犯。

他們都是1945年蘇聯攻打東北以後俘虜的日本高級軍官。經過審問,沒有什麼罪行的日本軍官已經遣送回日本,而這些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戰犯,老毛子作為中蘇友誼的產物,無償交給中國人處置。

這些戰犯是從乙等戰犯到丙等戰犯,他們在車上還不知道蘇聯把他們送往中國,因為蘇聯人騙他們說,可能把他們遣送回國。

結果這些人到了東北,被解放軍押解進撫順戰犯管理所以後。他們看到戰犯二個字大多數當場就大叫大鬧起來。

這些人非常清楚,“戰犯”與“戰俘”不同。“戰俘”遲早會被遣返回國,而“戰犯”則要接受戰爭審判,承擔戰爭罪責。

之前,號稱民主寬容的美國,澳大利亞,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都毫不客氣的各自處置了幾百名乙級或丙級日本戰犯,其中許多人被判死刑,當場處死。

這些日本戰犯沒有一個不是沾滿中國人的鮮血,他們的罪惡比起在菲律賓,馬來西亞的日本軍人要嚴重十倍。他們知道自己很難逃得一死。

在他們之前,還有140名在中國捕獲的日本戰犯已經被關押起來。

按照一般規矩來說,這些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應該當場處死(凌遲都算輕的)或者無期徒刑。

但是最終的結果呢?

一、日本戰犯罪大惡極

根據調查結果,在撫順管理所監禁的969名日本戰犯殺害的平民和抗日聯軍,不僅數量多,而且其手段也更惡毒。為證實戰犯們坦白的罪行,進行的實地取證結果表明,日本戰犯的罪行包括殺人後吃人肝、腦漿等等,真是令人髮指。

以下是隨便找個幾個,全部罪惡至少要寫五六萬字:

1、撫順戰犯管理所的一名炊事員在院里正巧碰上了曾殺害過他父母兄弟的仇敵。有一名日本戰犯在操場被兩名炊事員截住了。其中一人指著他喊道:“你給我站住,今天是我報仇的日子。”二人上去準備把這個日本人當場打死,結果剛打了幾拳就被正路過的一名護士攔住了。這名戰犯站挨了打卻不敢還手。不一會兒,翻譯走過來向他說明了剛才炊事員為什麼衝著他發火。他聽了之後,嚇得臉色蒼白。

那是10年前,即1942年夏天發生的事情。當時擔任日軍第59師第111大隊分隊長的他領著部下到山東一個農村,強行要求農民們交新割的小麥。日軍已多次掠奪過,農民手裡已無小麥可交了。他看農民們誰也不開口,下令把全村老少全部趕到村東頭池塘邊,槍殺後把屍體拋進池塘中。那時管理所的炊事員才10歲。當時他一家人全都被殺,他是躲在牆腳下才幸免於難。他親眼目睹了父母死在日軍刺刀下,還看見小姐姐被日軍強姦後被刺刀捅死的慘況。他牢牢地記住了那個日軍分隊長兇惡的臉。他記住的那個殺人惡魔就是眼前的日本戰犯。

2、戰犯永富博在掃蕩中,竟把刺刀插進村民的口中,刺穿喉嚨、割下村民的舌頭、敲掉他的全部牙齒,然後用石頭砸開其腦袋的。

3、戰犯大河原孝一回憶:我在山東作戰時,直接殺害過手無寸鐵的農民,我永遠也不能忘,他是一個強壯的人,一個很好的人,殺他沒有理由,就是命令,旁邊還有很多比我年輕的士兵,我不能表示軟弱。那個人一定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不知道。

4、戰犯綿貫好男說:大概是在1945年2月,在中國的南方,我們把中國人,主要是農民,大約3萬人集中在一起捆綁起來,每個士兵分配八九個中國人殺死。這是我經歷的最殘酷的一次,情景慘不忍睹,那是3萬人啊。

5、戰犯藤田茂,日本陸軍第59師團長,是35名將級日本戰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殺活靶”進行“試膽訓練”,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殺活人,看看鮮血,膽量是壯不起來的”。

這些還是中低層軍官的行為。高級軍官的罪惡更是無法用言語形容,但是他們屠殺的義勇軍和抗聯戰士就有數十萬人之多。至於殘害致死的老百姓無法統計!

這些日軍是披著人皮的一群野獸。許多證人講述的日軍犯下的罪行,使負責取證的工作人員增添了無比的仇恨。有些平時性格非常溫和的人也甚至要當場毆打這些混蛋,被同事制止。

這些戰犯罪行之多,導致他們的卷宗,每個至少有一尺厚。經上級批准,工作團破例將卷宗交給戰犯本人看,有問題和疑問可以提出來。郭春來說:“這些日本戰犯以前隨意殺戮中國人,對‘犯人’嚴刑拷打,現在我們審訊他們,完全靠事實和證據,別說毒打,就是一個巴掌也沒有打。這樣縝密的工作為審判成功奠定了基礎。

相比起來,日本人對蘇聯人在二戰中沒有什麼大罪。他們早期在外蒙和蘇聯作戰還是慘敗告終,後期還和蘇聯簽訂了中立條約,在蘇聯最危險的時候也沒有進攻它。

但是,蘇聯把俘虜的六十萬日本關東軍全部武裝押往西伯利亞嚴寒地帶強制勞動六年。

二、沒有絲毫立功表現

可以說,這些人的行為連個及格都算不上。

剛進看守所的時候,他們就扯下貼在牆上的《管理條例》,用腳踐踏,高唱日本軍歌。

之後,他們經常的在監號內大喊“天皇萬歲”。還有人拒絕吃一般的糧食,要求吃好糧食,不給他們就故意浪費糧食。至於政治課日本人極為反感,拒絕參加,有些人甚至為不聽教導用筷子捅聾自己的耳朵。

進看守所的時候沒有一個戰犯認罪!後來少數人為了爭取早日釋放曾經裝出一些積極,這和偽滿的戰犯都差不多。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直到被釋放,也不認為自己的罪犯。而是把所有罪惡都推給戰爭。

相比起來,在蘇聯西伯利亞的日本關東軍在泥炭開採場,木材場等重體力工作,他們幹活非常賣力,從不偷懶。

為蘇聯的初期建設起到一定貢獻。

三、莫名其妙的優待

周恩來總理專門做出了認真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教化的指示。根據指示要點,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同志們將其進一步細化為:要把戰犯改造活,不是改造死;要嚴加管理,但要尊重每個人的人格,絕不能毆打、謾罵和侮辱。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這個撫順看守所就是日本人建立的,內設絞人場、停屍房,3000平方米的運動場就是由殺人場改建的,能關押1200人左右。在這裡面摧殘屠殺過大量的中國抗日勇士,而且手段令人髮指。

1944年10月,日本特務機關在北京長辛店工廠抓到一批嫌疑犯,抓到後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後來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莊監獄,因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們300多人都剝去上衣,反綁雙手,由40多日本兵動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頭顱。然後把這些頭顱掛在監獄中電線杆子上、廁所里、食堂里、大門邊、通道上、牢房裡,讓別的中國犯人天天看著。

在聯席會上聽北平沙灘北京大學紅樓的日本憲兵隊隊長介紹,他們抓到抗日分子後,煮一大鍋開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後退,就要跌進煮著開水的大鍋,不退,就要看著狼狗撕咬自己腳上腿上的肌肉……

長辛店憲兵隊長吉田介紹,他練就一套殺中國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開人的胸腔取出心臟和膽。他把中國女青年頭砍下來,放在鍋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凈,把雪白的頭骨放在桌子上當裝飾品……

除了不能虐待以外,剛進來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戰犯自殺未遂。看守所的所長居然為此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無語了!

除了打罵以外,生活上也受到優待。由於這些人已經被蘇聯人關在西伯利亞虐待了五年,普通身體瘦弱,都有疾病。

我們呢那個年代的生活非常差,一般的中國老百姓和軍人能吃到粗糧就不錯了。但從一開始,管理所就給戰犯們粗糧細糧搭配著吃。不過,戰犯們還不滿意,他們先是拒絕吃粗糧,然後發展到絕食。後來周總理下了指示,給戰犯吃細糧,還要抓好營養工作。這樣,我又多了一項工作――給戰犯當營養師。每天多少維生素,多少蛋白質,都要仔細搭配。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戰犯綿貫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訴記者,從西伯利亞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之後,短短半年時間,他的體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公安部制定的戰犯伙食標準分為三檔,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別供應尉級以下、尉級、將校級戰犯。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管理所工作人員吃“瓜菜代”,戰犯伙食標準也沒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為操作方便,伙食標準統一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標準是什麼概念?”管教員崔仁傑對記者說,“就是雞鴨魚肉管夠吃啊,那時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豬肉不到三毛錢。困難時期我一個月肉票只有幾兩的定量,餓得腳都浮腫了,下班時路過廚房聞著香味撲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什麼世道!這些畜生不殺就算了,還能這樣。就算優待也不應該超過一般中國人水平!

據日本自己的歷史記載,日本關東軍一共在蘇聯服刑期間死了六萬五千人。死亡原因主要是天冷,日本人吃的穿的又差,而且一天到晚做工,所以死了這麼幾萬人。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國際大赦組織的原因,有些日軍臨時徵召入伍(關東軍在和蘇聯作戰前曾經臨時徵召10萬日本僑民)的老人和少年一年內就被遣送回國。可見死亡率是很高的.

四、全部無條件釋放

整個調查取證工作結束後,首次確定的起訴對象是107名戰犯,因為這些人罪大惡極。所以看守所方面雖然已經接到上面寬大處理的命令,但是其中70人被列入處立即極刑名單。

1955年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東北工作團譚政文檢察長和孫明齋所長將起訴名單上報中央。

周恩來總理聽取報告之後做了指示。他說:“我們處理日本戰犯的原則是,一個人也不殺,一個人也不判無期徒刑,罪大惡極的人必須判刑的也要限制在極少數,這就是黨中央的決定。”

1956年4月29日,管理所通過廣播宣讀了由毛澤東主席簽發的主席令。當宣讀主席令的金源少校讀到“對於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犯罪分子,可以從寬處理,免予起訴”,“處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間如果表現良好,可以提前釋放”時,戰犯們激動地歡呼雀躍起來。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戰犯(共關押1109人,關押期間死亡47人)中,中國政府決定僅對其中部分犯有嚴重罪行的戰犯進行起訴,對次要和一般戰犯不予起訴,寬大處理。此後,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分3批對關押的1017名罪行較輕、悔罪較好的日本戰犯宣布寬大處理,不予起訴,立即釋放回國。

1956年4月25日,中國給蘇聯一份關於處理日本戰犯問題的備忘錄,其中有這樣的記載:“中國關押的日本戰爭犯罪分子共有1109人,其中969人是蘇聯政府在1950年7月移交給中國政府的,其餘140人是由中國政府逮捕的。這1109人中間,歷年來先後病死了46人,當時關押的實際人數是1063人。”

關於中國放棄起訴日本戰犯的原因,這份備忘錄中有清楚的解釋:“考慮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10年,中日兩國所處的地位已經有了重大變化,中國政府現在決定在近期內根據寬大方針,處理這批日本戰爭犯罪分子。”

中共政府認為在目前國際形勢情況下,採取寬大處理的方針,將有助於中日關係正常化和推動國際形勢更加走向緩和。

五、除了高層沒有人接受

1955年在接受周恩來指使以後,譚政文檢察長和孫明齋所長返回撫順後,召開檢察院東北工作團和撫順戰犯管理所全體工作人員共900餘人參加的大會,會上傳達了黨中央的決定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宣布黨中央決定對日本戰犯一個也不判死刑後,會場內一片嘩然,有的人當即站起來,嚴厲要求黨中央立刻改變決定。不僅一般幹部戰士不能接受,就連一些高層領導幹部也想不通。

由於幾乎是一致反對,譚政文檢察長帶著工作人員的意見,再次進京向周恩來總理反映幹部群眾提出的種種意見,並提議中央改變處理日本戰犯的決定。

周恩來總理聽了譚政文檢察長的彙報之後沉思片刻。他說:理解幹部和群眾們的心情,但是黨中央的決定是不能更改的。

之後,中共方面向全世界發表聲明。

譚政文檢察長回到撫順後,召開全體幹部大會,傳達了周恩來總理的這一指示。但是多數幹部仍然不能接受黨中央的決定,不過黨中央的仍然必須無條件執行。

而一般的戰士仍然不服氣,“我們含著淚工作,瞅著他們吃的飯菜心裡很氣憤。”齊亨隆老人當時負責戰犯伙食的採購。

沒有宣布無條件釋放的時候,廚房最多時有十幾個炊事員,工作人員大都不理解為何如此優待日本戰犯,對於將來如何處理他們也都心裡沒數,有人一邊做飯一邊猜測“喂得胖胖的將來槍斃的時候才夠勁”。

六、所有戰犯財產歸還

離開戰犯管理所時,戰犯們交給管理所保管的私人物品,大到金銀玉翠、小到半截火石,總共98042件,一件不少,無一損壞。就連被戰犯丟棄的一顆廢金牙套,也歸還本人。

蘇聯人呢?

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關東軍戰俘被蘇軍專列押送至坦波夫市。蘇聯市民用把他們搶了個精光,女市民多爾格娃回憶說:“我們在車站等了好幾天,日本人剛下火車,來到站台,所有人立即向他們撲去,搶奪東西,一會兒,他們就只剩下褲子了。”日軍戰俘投降之後準備前往俄羅斯時,隨身大包小包帶了許多好東西,如輕飄飄的毛墊、枕頭、幾身換洗的睡衣、暖和的棉襖棉褲、新奇的彩照、畫筆、顏料等,甚至還帶了許多包做米飯用的調料,全部被搶光。

蘇聯押車的士兵看到這些場面不但不阻止,還哈哈大笑。

日本民族歷史個人也頗有一些研究,這個民族眼中只有強者,你所有的委曲求全在其眼中都是弱者的行為,不會打動他的。

當年1000個戰犯的卷宗呢,為什麼不能解密公開,讓日本青年搞清楚真相。

我們對待日本人優待,對待漢奸和國民黨中小戰犯為何又是如此殘忍?

外殘內忍要不得!

日本戰犯的名單如下:

1.武部六藏,1893年生於日本石川縣,歷任關東軍總長、日本企劃院次長、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

2.古海忠之,1900年生於東京,歷任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財務處特別會計課長、經濟部次長、總務廳次長、企劃局長等。

3.齋藤美夫,1890年生於東京,曾任日本關東憲兵司令部治安課長、警務課長、滿洲國中央特務委員會委員、滿洲國中央警務統制委員會委員、代理幹事長、新京日本憲兵隊長、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警務部長、駐華南憲兵隊長、滿洲國憲兵訓練處少校處長等。

4.中井久二,1897年生於日本鳥取縣,滿洲國錦州地方法院副審判長、黑河縣副縣長、司法部參事官、司法部勞教局長。

5.三宅秀也,1902年生於日本兵庫縣,曾任滿洲國熱河省警務廳警務課長、承德地方警務統制委員會委員、幹事,北安省、奉天省警務廳長兼地方保安局長。

6.橫山光彥,1901年生於日本東京,曾任滿洲國奉天高等法院審判官兼奉天地方審判長,齊齊哈爾、錦州、哈爾濱高等法院審判長兼治安廳長。

7.杉原一策,1899年生於日本廣島縣,曾任滿洲國司法部刑事司思想矯正課長,錦州、哈爾濱、新京高等檢查廳次長。

8.佐古龍佑,1892年生於日本山口縣,滿洲鐵道警護軍總隊總監部警備課長、防衛課長,錦州鐵道警護隊長兼西南地區防衛委員會委員,吉林、牡丹江鐵道警護軍少將旅長。

9.原弘志,1895年生於日本崗山縣,曾任滿洲鐵道警護軍總隊總監部警備課長、錦州鐵道警護隊長,鐵道警護軍旅長兼西南地區防衛委員會委員,吉林鐵道警護軍旅長,鐵道警護軍少將參謀長。

10.歧部與平,1895年生於日本大分縣,曾任滿洲國牡丹江省次長,東安河次長,間島省省長,滿洲國厚生會理事長。

11、今吉均,1906年生於日本大分縣,曾任滿洲國奉天省昌圖縣參事官,濱江省公署總務廳文事課事務官,龍江省警務廳長兼地方保安局長、警務總局警務處長。

12.宇津木孟雄,1895年生於日本千葉縣,曾任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第3課課長,滿洲國中央警務聯絡委員會和滿洲國中央政務統制委員會委員、幹事,北新京日本憲兵分隊長,佳木斯日本憲兵中隊中住中隊長。

13.田井久二郎,1903年生於日本高知縣,曾任滿洲國三江省興山警察署長、熱河省警務廳特務課副課長兼特高課長、齊齊哈爾市警察局特務課長。

14.木村光明,1906年生於日本鳥取縣,曾任承德日本憲兵隊特務課長、關東軍第3特別警備隊少佐分隊長。

15.島村三郎,1903年生於日本高知縣,曾任滿洲國三江省警務廳特務課長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警務總局特務處調查課長。

16.鹿毛繁太,1899年生於日本福岡縣,曾任滿洲國奉天省柳河縣警務局首席指導官兼山城地區警務統制委員會委員、通化省臨江縣警務課副課長、錦州市警察局警務課長。

17.築谷章造,1894年生於日本鳥取縣,曾任滿洲國奉天警察廳特務課長、賓江省警察廳司法課長兼特別巡察班主任。

18.吉房虎雄,1897年生於日本長崎縣,曾任駐朝鮮日本國境守備隊配屬憲兵長、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第3課課長、大連日本憲兵隊長、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司令部中住高級副官。

19.柏葉勇一,1890年生於日本廣島縣,曾任滿洲國撫順市警務處長、警察局長。

20.藤原廣之進,1897年生於日本愛媛縣,曾任榆樹鎮日本憲兵分隊長兼榆樹鎮地區警務聯絡委員長、密山日本憲兵分隊長、穆陵日本憲兵分隊長、湯原縣日本憲兵分隊長。

21.上坪鐵一,1902年生於日本鹿兒島縣,曾任日本陸軍第7師第27步兵聯隊中隊長,雞寧、東安、四平日本憲兵隊中佐隊長。

22.蜂須賀重雄,1896年生於日本鹿兒島縣,曾任滿洲國皇姑屯金嶺寺鐵道警護隊長、錦州鐵道警護隊警察課長、奉天鐵道警護團上校聯隊長。

23.掘口正雄,1901年生於日本東京,曾任雞寧日本憲兵隊臨時隊長、錦州日本憲兵隊中佐隊長。

24.野崎茂作,1893年生於日本靜岡縣,曾任奉天省日本憲兵隊組長、滿洲國賓江省警務廳官員兼河東五縣毛兒山治安肅清事務處長、吉林省警務廳警備課副課長、永吉縣警務副課長、德惠縣警務課長。

25.溝口嘉夫,1910年生於日本長崎縣,曾任滿洲國哈爾濱地方檢查官、哈爾濱高等檢查廳檢查官。

26.志村行雄,1902年生於日本兵庫縣,曾任海拉爾日本憲兵隊長、關東軍第1特別警備隊中佐教育隊長。

27.小林喜一,1895年生於日本埼玉縣,曾任東條兵團配屬憲兵長、奉天日本憲兵分隊長、奉天日本憲兵隊專務課長、興安日本憲兵隊少住隊長。

28.西永彰治,1899年生於日本山口縣,曾任日本派遣間島省憲兵長、圖門憲兵分隊長、哈爾濱道里憲兵分隊少住分隊長。

29.鈴木啟久,1890年生於日本福島縣,曾任日本關東軍第2獨立守備隊獨立守備步兵第12大隊大住大隊長、第15師團第67聯隊大位聯隊長、第27步兵少將聯隊長兼唐山地區防衛司令官、獨立步兵第4旅團旅團長、第117師中將師團長。

30.藤田茂,1889年生於日本廣島縣,曾任日本陸軍第20師第28騎兵聯隊大佐聯隊長、第12軍第4騎兵旅團少將旅團長、第59師團中將師團長。

31.上報勝,1892年生於日本大分縣,曾任日本陸軍第110師團第16聯隊大佐聯隊長、第59師團第53旅團少將旅團長。

32.佐佐真之助,1893年生於日本福岡縣,曾任日本陸軍第22師團第85聯隊大佐聯隊長、第13軍少將參謀長、中將參謀長、第39師團中將師團長。

33.長島勤,1888年生於日本埼玉縣,曾任日本陸軍第59師團第54旅團少將旅團長兼濟南防衛司令官。

34.船木健次郎,1897年生於日本富山縣,曾任日本陸軍第15獨立混合旅團第77大隊中住大隊長、第37師團第375聯隊大佐聯隊長。

35.鵜野晉太郎,1920年生於日本廣島縣,曾任日本陸軍第39師團第232聯隊第2大隊少尉情報主任、第232聯隊本部中尉俘虜監督官兼情報主任。

36.(木神)原秀夫,1908年生於日本岡山縣,曾任日本關東軍第10師團防疫給需部少佐部長、關東軍第731部隊第162支隊少佐支隊長。

37.城野宏,1914年生於日本熊本市,曾任日本軍山西陸軍特務機關總務課少尉副課長、政治課中尉副課長,太原陸軍聯絡部情報班中尉副班長、班長,山西省政府顧問輔佐官。日本戰敗後;參加閻錫山部隊,任第2作戰區司令部合謀社軍事組上校副組長、組長,特務聯隊司令部上校副司令官,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少將部長、暫編第10獨立總大隊少將副大隊長兼政治部長,太原休整公署教導總隊少將副總隊長兼政治事業處長。

38.相樂圭二,1916年生於日本福山縣,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軍第3獨立混合旅第10獨立步兵大隊少尉小隊長、中尉通信班長、中隊長、大尉大隊副官、第9獨立步兵大隊長等。日本戰敗後,參加國民黨軍進行反共活動,他搜羅日軍殘兵敗將,組成第10獨立總隊,任上校參謀長,後升為少將參謀長。

39.菊地修一,1915年生於日本宮城縣,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軍第2獨立混合旅第7獨立步兵大隊第3中隊少尉、中尉中隊長,第1中隊中尉、大尉中隊長,第3獨立混合旅獨立炮兵大隊大尉大隊長。日本戰敗後,參加國民黨軍隊,任閻錫山太原休整公署教導總隊少將參謀長、總隊炮兵旅旅長。

40.永富博之,1916年生於日本熊本縣,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軍第37師第37步兵聯隊司令部情報室上等兵、兵長、伍長,山西省霍縣保安隊聯隊部指導官,北支那派遣軍第5獨立警備隊第27大隊本部情報室軍曹,山西省聞喜縣、安邑縣保安聯隊指導官等。日本戰敗後,帶領一些日軍殘兵加入閻錫山軍隊。

41.住岡義一,1917年生於日本大阪府,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軍第4獨立混合旅第13獨立步兵大隊少尉小隊長、機槍教育隊少尉教官、大隊部中尉教育主任,第14獨立步兵旅第244獨立步兵大隊中尉、大尉中隊長。日本戰敗後,參加閻錫山軍隊,任山西省第6保安大隊上校副大隊長、山西省保安總司令部上校教育課長、暫編第10獨立總隊上校聯隊長、太原休整公署教導總隊上校聯隊長。

42.大野泰治,1902年生於日本高知縣,曾任滿洲國賓江省公署警務廳特務課外事課長,阿城縣公署警務指導官,蒙古聯合自治政府鎮北政治廳警務廳副廳長、警備課長,應縣公署參事官,大同省公署直轄警察隊長。日本戰敗後,參加閻錫山軍隊,搜羅日軍殘兵組建炮兵聯隊,參加反動的“亞洲民族革命同志會”,任該組織機關刊物《產業技術研究史》少將編輯。

43.笠實,1906年生於日本福岡縣,曾任山西省臨汾縣公署財務輔佐官、山西省壺關縣新民會首席參事、昆管縣政府顧問。日本戰敗後,任“亞洲文化會”代理組織部長,後加入閻錫山暫編第10獨立總隊野戰醫院任少將軍需事務長。

44.神野久吉,1908年生於日本愛媛縣,曾任蒙古聯合自治政府鎮北政治廳平魯縣警察隊警衛部警衛指導官,大同省公署直轄警察隊指導官、首席指導官。日本戰敗後,參加閻錫山軍隊,任大同保安總隊少將副總隊長、情報主任。

45.宮永順太郎,1895年生於日本東京,曾任滿鐵總局警務處第2對外課長、防務課長、鐵道警務局警務官,北寧鐵道局警務處警務指導員、日本北支那派遣軍先務班反共班班長、滿鐵北支那事務局警務班長,華北交通株式會社警務部警備課長、保安課長,鐵道外事警察班長、資業局第2交通課長、第3調查晝間警務局中央特務班長、北支那交通團“宮永機關”主事。日本戰敗後,參加國民黨軍隊,任華北交通株式會社情報部幹事長、蔣介石國防部第2廳北平工作隊中校副隊長。

轉自:阿波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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